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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1992年以来,英山县(英山地处大别山,是中国古代“四大发明”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升的故里,现代著名作家刘醒龙、熊召政、姜天民也生长在这里。)每年谷雨节(4月20日)隆重举办茶叶节。早在唐代,英山生产的“团黄”、“蕲门”和安徽生产的“黄芽”并称淮南三茗,被列为贡品运往京都长安。享有“鄂土茶称圣,英茗味独珍”之美誉。每年英山茶叶节,中外茶商蜂拥而来,茶叶拍卖价曾创全国茶叶斤价颠峰——每公斤“春笋”单价高达3.96万元。2002年全县茶叶总产量达到了900万公斤以上,居全国第三、湖北省第一。
茶文化历史
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-2697年,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。东汉华佗《食经》中:“苦茶久食,益意思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。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“荼陵”,即湖南的茶陵。到三国魏代《广雅》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:荆巴间采叶作饼,叶老者饼成,以米膏出之。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。
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,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,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,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,起着一定的精神、社会作用。两晋南北朝时期,门阀制度业已形成,不仅帝王、贵族聚敛成风,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荣,多效膏梁厚味。在此情况下,一些有识之士提出“养廉”的问题。于是,出现了陆纳、桓温以茶代酒之举。南齐世祖武皇帝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,他不喜游宴,死前下遗诏,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,不要以三牲为祭品,只放些干饭、果饼和茶饭便可以。并要“天下贵贱,咸同此制。”在陆纳、桓温、齐武帝那里,饮茶不仅为了提神解渴,它开始产生社会功以有,成为以茶待客、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、情操的手段。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使用价值为人所用,而是进入了精神领域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,天下骚乱,各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,玄学相当流行。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哲学思潮,主要是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。玄学家大都是所谓名士,重视门第、容貌、仪止,爱好虚无玄远的清淡。东晋、喃朝时,江南的富庶使士人得到暂时的满足,终日流连于青山秀水之间,清淡之风继续发展,以致出现许多清淡家。最初有清谈家多酒徒,后来,清谈之风渐渐发展到一般文人。玄学家喜演讲,普通清谈者也喜高谈阔论。酒能使人兴奋,但喝了多了便会举止失措、胡言乱语,有失雅观。而茶则可竟日长饮而始终清醒,令人思路清晰,心态平和。况且,对一般文人来讲,整天与酒肉打交道,经济条年也不允许。天是,许多玄学家、清谈家从好酒转向好茶。在他们那里,饮茶已经被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。
随着佛教传入、道教兴起,饮茶已与佛、道教联系起来。在道家看来,茶是帮助炼“内丹”,升清降浊,轻身换骨,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好办法;在佛家看来,茶又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秀之物。尽管此时尚未形成完整的宗教饮茶仪式和阐明茶的思想原理,但茶已经脱离作为饮食的物态形式,具有显著的社会、文化功能,中国茶文化初见端倪。
“自从陆羽生人间,人间相学事新茶。”中唐时,陆羽《茶经》的问世使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,标志着唐代茶文化的形成。《茶经》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,探讨了饮茶艺术,把儒、道、佛三教融入饮茶中,首创中国茶道精神。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、茶诗,有《茶述》、《煎茶水记》、《采茶记》、《十六汤品》等。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,因茶有提神益思,生精止渴功能,故寺庙崇尚饮茶,在寺院周围植茶树,制定茶礼、设茶堂、选茶头,专呈茶事活动。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、寺院茶礼、文人茶道。《茶经》是个里程碑。干百年来,历代茶人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和探索,直至《茶经》诞生后茶方大行其道,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,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,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,有官员组成的“汤社”、佛教徒的“千人社”等 。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,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,宫廷用茶已分等级。茶仪已成礼制,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、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,还赐给国外使节。至于下层社会,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,有人迁徙,邻里要“献茶”、有客来,要敬“元宝茶”,定婚时要:“下茶”,结婚时要“定茶”,同房时要“合茶”。民间斗茶风起,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。
自元代以后,茶文化进入了曲折发展期。宋人拓展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,茶事十分兴旺,但茶艺走向繁复、琐碎、奢侈,失去了唐代茶文化深刻的思想内涵,过于精细的茶艺淹没了茶文化的精神,失去了其高洁深邃的本质。在朝廷、贵族、文人那里,喝茶成了“喝礼儿”、“喝气派”、“玩茶”。
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,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。一方面,北方少数民族虽喜欢茶,但主要是出于生活、生理上的需要,从文化上却对品茶煮茗之事举趣不大;另一方面,汉族文化人面对故国破碎,异族压迫,也无心再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,而希望通过饮茶表现自己的情操,磨砺自己的意志。这两股不同的思想潮流,在茶文化中契合后,促进了茶艺向简约、返璞归真方向发展。明代中叶以前,汉人有感于前代民族举亡,本趄一开国便国事艰难,于是仍怀砺节之志。茶文化仍承元代势,表现为茶艺简约化,茶文化精糖果与自然契合,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。
此时已出现蒸青、炒青、烘青等各茶类,茶的饮用已改成“撮泡法”,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,如唐伯虎的《烹茶画卷》、《品茶图》,文徵明的《惠山茶会记》、《陆羽烹茶图》、《品茶图》等。茶类的增多,泡茶的技艺有别,茶具的款式、质地、花纹千姿百态。晚明时期,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,讲究“至精至美“之境。
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,事物的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“道”,“道”就存在于事物之中。张源首先在其《茶录》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“茶道”之说:“造时精,藏时燥,泡时洁。精、燥、洁茶道尽矣。”他认为茶中有“内蕴之神”即“元神”,发抒于外者叫做“元体”,两者互依互存,互为表里,不可分割。元神是茶的精气,元体是精粹外观的色、香、味。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,做到淳朴自然,质朴求真,玄微适度,中正冲和,便能求得茶之真谛。张源的茶道追求茶汤之美、茶味之真,力求进入目视茶色、口尝茶味、鼻闻茶香、耳听茶涛、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。
张大复则此基础上更进一层,他说:“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,爱山水而不会其情,读书而不得其意,学佛而不破其宗。”他想告诉我们的是,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,而要求得其真谛,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,一种清心悦神、超凡脱俗的心境,以此达到超然物外、情致高洁的仙境,一种天、地、人融通一体的境界。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。到清朝时,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规行业,茶书、茶事、茶诗不计其数。
新中国成立后,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。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,1982年,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弘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---“茶人之家”,1983年湖北成立“陆羽茶文化研究会”,1990年“中国茶人联谊会”在北京成立,1993年“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”在湖洲成立,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。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。随着茶文化的兴起,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。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,吸引了日、韩、美、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。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纷纷主办“茶叶节”,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,云南的普洱茶节,浙江新昌、泰顺和湖北英山及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,都以茶为载体,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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